古人常怀着善良的愿望、以道德的标准去评判一个人，其成功与失败，似乎均能从中找到某种原因。而有谁去评判这种道德呢?又有谁去评判这种评判本身呢?

我对商鞅，只有叹服、痛惜、沉思而已。

在这广袤无际的宇宙、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，每个人所能拥有的位置，实际上是很有限的。真所谓“寄蜉蝣於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”即便是那些不可一世的帝王将相、达官显贵、富商巨子，也往往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而逐渐被人们所淡忘，其事迹也湮没无闻。

的确，真正能在人世间建功立业而受到人们的敬仰、在历史上留下自己活动的痕迹的，只是少数极幸运者。

历史上的商鞅，曾是一位显赫一时的权臣，一位为了推行其社会政治理想而无所畏惧、奋不顾身的改革者，一位除了其不朽的功业、而被剥夺了一切乃至生命的伟大战士。

沿着其流动的生命轨迹，作为后来者，我们可以清楚地辨认出他给社会、历史所留下的丰厚遗产：

进一步破坏了商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，削弱和剥夺了世袭贵族的特权，推动了封建官僚体制的形成与发展；

进一步破坏了以父系家族为核心的社会体制，使之向以一家一户的小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体制过渡；

进一步破坏了长期以来实行的分封制与宗法制，参照其它各国经验，代之以郡、县为单位的地方行政组织体系；

推行什伍连坐制，严密了地方村社的安全和监察制度，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有效地实行对人民的统治提供了借鉴。

从秦孝公元年(公元前356年，一说在三年)任左庶长主持变法，到最后被贵族诬陷、车裂而死(公元前338年),在其不到二十年的政治生涯中，他的活动至少带来了这样直接或比较直接的成果：

使秦国由一个偏远、闭塞、落后、“不与中国诸侯会盟”乃至以“夷翟遇之”的国家，一跃而成为令人畏服、诸侯割地以求和而士人争趋的西方大国，社会安定，民富国强，疆土也得到开拓，整个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；

他所推行的农战政策，成为后世秦国统治者奉行的政策典范，所谓鞅虽死而“秦法未败”(韩非语),由此而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，使其国家更加强盛，最终完成了春秋、战国以来无数思想家的共同的政治愿望——国家的大统一。

有人说，历史的变革总是以渐变的形式出现，渐变发展到一定程度，方呈现出全新的局面。也有人说，突变是主要的，没有突变，社会根本不可能有巨大的、深刻的变化。而我们更倾向于这样的观点，历史的进步甚至历史的退总是渐变和突变的统一。

回顾一下春秋战国以来的改革大潮，也许可以更深切地理解商鞅变法的社会意义：

春秋初期管仲在齐国实行的改革，分国都为十五士乡和六工商乡，分鄙野为五属，设各级官吏进行管理，并以土乡的乡里组织为军事编制。更设有选拔人才制度，士经三次审选，可选为“上卿三赞(辅助)。”主张按土地好坏分等征税，适当征发力役，禁止掠夺家畜。并用官府力量发展盐铁业，铸造和管理货币，调剂物价，使齐国力大振。帮助齐桓公以“尊王攘夷”相号召，使之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。

春秋时期几乎与孔子同时的郑国政治家子产，执政主十三年(公元前554～前543年),实行改革，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油，有利于农业生产，又创立按“丘”征“赋”制度，把“刑书”(法律条文)铸在鼎上公布，不毁乡校，听取“国人”意见，给郑国带来了新气象，使郑作为一个弱小国家，在一定时期内不受他国侵犯，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。他还提出“天道远，人道迩，非所及也”的命题，作为实行社会改革的理论根据。

战国初期的李悝，在魏文侯当政时期，主持变法。在经济上，他大力推行“尽地力”和“善平来伙”的政策，鼓励农民精耕细作，增加产量，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，荒年以平价售出，以平粮价；主张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，以防灾荒。政治上实行法治，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，奖励有功国家的人，使魏成为当时的强国。

同时他还汇集各国法律编成《法经》,成为后来商鞅颁行《秦律》的蓝本。几乎与李悝同时的卫国人吴起，不仅善于用兵，而且在政治改革上也极有作为。在从魏逃往楚国后，他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。“明法审令”,“要在强兵。”“废公族疏远者，”强迫旧贵族到边远地区开荒。“捐不急之官，”裁减冗员，整顿统治机构，促进了楚国的富强。在他辅佐楚悼王期间，曾使楚北胜魏国，南收扬越，取得苍梧(今广西西北),其业迹斐然可观。

以上这些变法，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时期、不同的国家，所推行的时间也有长有短，效果也各不相同，但从纵向的历史角度考察，有几点却是相同的：一是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，这是国家赋税的保证，社会安定的关键所在；一是都强调废除旧贵族的特权，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，使社会政治逐渐向法制的轨道迈进。这正是其所以能使国家富强、社会进步的原因。

但是，同样地，这些法都不及商鞅变法所具有的那种深度与力度。从表面上看，商鞅变法的许多内容，在他之前都已有人实行，如奖励耕织、废除贵族世袭特权等。但是，没有谁的改革法令象商鞅那样，使其变得如此切实可行：

奖励耕织，凡勤于农桑、男耕女织、能向政府提供较多粮食和布帛的，便免除本人的徭役，从事工商业或因游手好闲而造成贫穷的，则没为官奴婢；

奖励军功，制订二十级军功爵制，规定杀一个敌人可授爵一级，奖田一顷，宅九亩，若能杀死敌方五个甲士，就让他役使五家隶农，杀敌越多，赏赐越厚，对私自进行械斗则要处以严厉的刑罚；

把百姓五家人编为一伍，十家人编为一什，让他们互相督察检举，一家犯法，其余各家都要连坐，不告发奸人的要处以腰斩之刑，告发了可受与斩敌首级一样的赏格，藏匿奸人则与降敌者一样要给以严厉的惩处；

禁止百姓们父子兄弟同室而居，强制推行小家庭制度，规定一家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已成年的儿子，必须立即分家，各立门户，不愿分家的，就向他们加倍征收赋税，以示惩罚，并在历史上首创了丁男征赋办法。

在此，似乎没有必要再一一例举商鞅变法的其它内容。因为从以上这些措施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感到商鞅变法政令的特点，即：法令目的明确，实践性强，可操作性强，且赏罚分明，往往使百姓由被动的接受转为积极的行动；改革触及到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本质，且不再是消极地破坏旧有的制度，必代之以有力的新制度，如二十等爵制对于世卿世禄制，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对于父系大家庭制，等等。

由于这些特点，再加上商鞅推行变法的时间相对较长，使其变法必然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活动，它所取得的社会效果更明显，对于社会和历史的影响也更大。

在他之后，战国时代再也没有出现更大的变法活动，也没有一个国家能象秦国那样保持蒸蒸向上的发展势头，超过秦国，完成统一的大业。

商鞅的地位，是他用自己非凡的胆识和不朽的功业争来的，也是无可争议的。

有一些故事足以表明商鞅所具有的过人胆识。

魏惠王时，国相公叔痤正满脸病容地卧于榻上，魏惠王前来看望。眼见其病已有几分沉重，惠王郑重其事地问道：“卿如果有个好歹，我该将国事托付给谁呢?”公叔痤胸有成竹地回答说：“我手下有个中庶子，叫公孙鞅，年纪虽轻，却有超人的才干。大王如能让他来掌管国家，那么,魏国就大有希望了。”不料，惠王听罢，却默然不语。公叔痤遂示意从人回避，又单独对惠王说：“大王要是不用公孙鞅，那就赶快把他杀掉，不要让他跑出国境，为别国所用，后患无穷啊!”怎奈惠王依然不悟，辞别公叔痤出来，还在左右面前自言自语道：“老国相居然让我把国家交给公孙鞅，莫非病糊涂了!”

惠王走后，公叔痤担心公孙鞅真会被杀，忙差人找了他来，很诚恳地解释说：“刚才我在大王面前举荐你继任国相，见大王没有答应的意思，就又提议把你杀掉。作为大臣，我只能先替君王着想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现在你快去打点行装逃走吧!”公孙鞅一边谢过公叔痤，一边从容答道：“大王既然不肯听你的话而重用我，·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来杀掉我呢?”

这个故事，由司马迁记载下来，广为人知。但是，故事中三个人物的不同表现，仍是耐人寻味的。魏惠王从他的角度，不敢将国家大政托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，未必就昏昧，因为他毕竟不象公叔痤那样，对商鞅(即公孙鞅)有较多的了解。国相公叔痤，是一个忠臣，也是一个仁者，在国家利益与个人感情两者关系的处置上，无可指责，他是最初预感到商鞅的名字将留于史册的人，可谓有知人之明。年轻的商鞅，虽然当时职位甚卑，只是国相家中的一位私臣(难怪魏惠王根本看不上),其智慧却已超过了国相本人，仅一句“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，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”,已令多少人猛然醒悟、为之折服!

再来看商鞅几次游说秦孝公，也让人玩味无穷。他好不容易通过秦孝公的宠臣见到了孝公，却闭口不谈如何摆脱贫弱，只讲仁义道德的大道理，还说尧舜禹汤都是这么做的，所以才成就了王业，惹得孝公连连打哈欠，后来索性闭起眼睛。毫无疑问他受到一番责备。直到他说孝公以帝道、王道之后，他才有条不紊地向孝公谈起了霸道，以及更为切实可用的富国强兵之道，使孝公深深地为他的睿智和透辟的分析所吸引，无意中从坐席上向前移动了好几次，竟忘了困倦，以致于吃饭睡觉有时也会忘记。

实际上，商鞅是一开始就知道秦孝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的。早在孝公即位之初，他就到处张贴求贤诏，声明需要能帮他摆脱贫穷、使国家变得富强的人才。而商鞅也正是得到了这个消息，所以才离开故乡，跑到偏远的秦国来，并千方百计地疏通各种关系以求得到孝公的召见。早在到秦国以前，·商鞅就已研习了以“循名责实，慎赏明罚”为特征的刑名之学，头脑中有一整套治国用兵的方略。不能设想，如果他不是胸有成竹、满怀信心而来，他怎能才短短的几天时间内拟定出帝道、王道、霸道、富国强兵之术这四套说辞呢?又怎能在连续两次说以帝道、王道挫败之后，满不在乎地要求再见孝公呢?

理由很简单，这正是他的游说计划，含有深刻的用意。而这种计划，是以他的实力(思想、才能)与耐心为后盾的。这种计划收到的最佳效果是，使他完全摸透了作为国王孝公的思想倾向，并且通过由远及近、渐次递进的说服技巧，获得了孝公的完全信任，甚至是崇拜，甚至有点依恋!这是多么高超的说服术!

以上这两个故事，都说明了商鞅的智慧。从他的变法言论，我们更可以看出他的决心与气魄。他说：“疑行无名，疑事无功。且夫有高人之行者，固见非於世；有独知之虑者，必见敖於民。”“论至德者不和於俗，成大功者不谋於众。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，不法其故；苟可以利民，不循其礼。”言外之意，他是下定了决心要干一翻事业的。为了他的事业，他可以不顾一切世俗的议论与反对，敢于同一切陈规陋习作斗争。他是一名无畏的战士，即使天下所有的人都与他为敌，他还会继续战斗!

的确，在他长达十余年的政治生涯中，暴风骤雨般的改革也引起阵阵喧嚣，顽固守旧之士如恶浪般地一个接着一个向他扑来，而他仍英勇地挺立着，仿佛无边无际的苍穹是他的保护伞!他战胜了人类最软弱的感情，抛却了人类最难以抛弃的自我，而向国王的老师施了刑罚，背叛了自己过去的友人公子卯，之所以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仅仅是为了一个并不属于他的国家!

难道还有比他更值得人敬重的大臣吗?

而他的结局，正如人们所熟知的，在支持他变法的孝公死后，被人诬陷，逃脱不成，遭到车裂。

在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中，商鞅对自己的评价，与别人对他的看法，真可谓有天壤之别。

请看商鞅对自己的评价：

始秦戎翟之教，父子无别，同室而居。今我更制其教，而为其男女之别，大筑冀缺，营如鲁卫矣。子观我治秦也，熟与设羊大夫贤?

而当时的隐士赵良，则非但不愿与他交朋友，反而对他大加责备。他说：

夫五羖大夫，荆之鄙人也。闻秦缪公之贤而愿望见，行而无资，自粥(鬻)於秦客，被褐食牛。期年，穆公知之，举之牛口之下，而加之百姓之上，秦国莫取望焉。相秦六七年，而东伐郑，三置晋国之君，一救荆国之祸。发教封内，而巴人致贡；施德诸侯，而八戎来服。由余闻之，款关请见。五段大夫之相秦也，劳不坐乘，暑不张盖，行於国中，不从车乘，不操干戈，功名藏於府库，德行施於后世。五羖大夫死，秦国男女流涕，童子不歌谣，春者不相杵。此五羖大夫之德也。今君之见秦王也，因嬖人景监以为主，非所以为名也。相秦不以百姓为事，而大筑冀缺，非所以为功也。刑黥太子之师傅，残伤民以骏刑，是积怨畜祸也。教之化民也深於命，民之效上也捷於令。今君又左建外易，非所以为教也。君又南面而称寡人，日绳秦之贵公子。

《诗》曰：“相鼠有体，人而无礼；人而无礼，何不遗死?”以《诗》观之，非所以为寿也。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，君又杀祝飘而黥公孙贾。《诗》曰：“得人者兴，失人者崩。”此数事者，非所以得人也。君之出也，后车十数，从车载甲，多力而骈肋者为骖乘，持矛而操闯戟者旁车而趋。此一物不具，君固不出。《书》曰：“恃德者昌，恃力者亡。”君之危若朝露，尚将欲延年益寿乎?则何不归十五都，灌园于鄙，劝秦王显岩六之士，养老存孤，敬父兄，序有功，尊有德，可以少安。君尚将贪商於之富，宠秦国之教，畜百姓之怨，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，秦国之所以收君者，岂其微哉?亡可翘足而待。

而太史公对他下的判断是：

商君，其天资刻薄人也。迹其欲于孝公以帝王术，挟持浮说，非其质矣。且所因由嬖臣，及得用，刑公子虔，其魏将卯，不师赵良之言，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。余尚读商君开塞耕战书，与其人行事相类。卒受恶名於秦，有以亦夫!

对于这几种截然不同的看法，我们应该赞成哪种、否定哪种呢?商鞅对他自己的评价，并非虚假；赵良的话虽有点火辣，却是肺腑之言，一针见血；而太史公的评判，自然也持之有故。我们到底应该采取哪一种观点呢?

也许，研究历史的人有时的确必须抛弃狭益的是非观念，在更宽广的领域中理解我们的主人公，我们那并不深知、但也并不陌生的世界。

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·P·亨廷顿在其名著《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》一书中，曾就改革与革命这两者进行了比较。他认为，改革者面临的问题，在三个方面比革命者的问题更为棘手：第一，他必须两线作战，既要反对保守，又要反对革命；其次，他必须具有高度的控制社会变化的能力，他的目标是一些变化，而不是全面变化，是渐进式的变化，而不是突发性的变化；最后，他必须对各类变化的孰先孰后有个恰当的安排，必须在社会——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变化之间取得平衡，使两者结合，彼此都不受到阻碍。

是的，商鞅是一个改革者，他追求的并不是革命，他不希望也不会允许被解放了的农民起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。为了其阶级利益，他必须对他们实行强暴的统治，让他们遵守自己的法令，为其富国强兵的政治目的服务。另一方面，他又必须同那些统治阶级阵营中的顽固派、保守派作斗争，因为他们是他在政治上的直接对手，不与他们作斗争，甚至与他们作生死较量，新法就根本无法推行，他的一切改革措施、他的全部政治抱负就会一败涂地，付之东流。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力量面前，他只有依靠支持他的国王。而国王，也是一个人，他也会象凡人一样地死去。

在还算不上是中世纪的古代社会，在旧贵族势力依然十分强大的秦国，在广大农民依然是追求温饱、且分散而居的社会，商鞅、任何改革者的振臂一呼都会感到何等寂寞!而改革者，作为一名无畏的战士，就在这充满荆棘的道路上拼杀。他只顾自己一个人往前冲，再往前冲，却忽视了身边渐渐形成的森严壁垒，它会随时压下来，将其压垮、碾成粉末!

当他的支持源最后耗尽了生命时，他也将轰然倒下，陷入绝境!没有人能够解救他，即便是曾受到他改革政策实惠的人，也不会来解救他，因为他从不被人真正理解，他自己也不会意识到可以找谁帮助。于是，在强大的敌人面前，他只好逃跑，或者笨拙地招架一阵而宣告失败。在这个时候，道德已不可能被考虑了，因为那是两种政治力量的生死搏斗!

我不知道，如果要五羖大夫百里奚来主持商鞅所推行的变法，将会怎样?

但是我确切地知道，尽管有赵良、太史公等人的严厉批评，商鞅的名字在后世，如同五羖大夫一样，也同样地辉煌，被人追念。

历史是公正的。